那些学习过前卫性教育课本的孩子 现在怎么样了?

更新时间:2017-04-01 11:54:01 来源: 作者: 浏览109次 文字大小:

当不到十岁的孩子告诉你他知道“包皮环切手术”的时候,我们必须开始正视一个问题:要如何同孩子们开口谈“性”。

皮村同心实验学校五年级教室里,课本齐刷刷翻开在第3页。一副逼真的女性生殖器官占了三分之二页,远看像一条条肉色隧道。隧道细部发射出直线,连着名词解释“大阴唇”“阴道口”“阴蒂”。往后翻一页讲卫生巾,用六格简笔画画出卫生巾的使用步骤。再往后翻是“自慰是正常行为”。

这所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尽头,周五下午,小学生正在上一堂性教育课。“阴道”“阴茎”“月经”“遗精”,齐声朗读从不同班级窗口传出来,不含情绪,带着小学生的拖腔拖调,像念一个个陌生的数学概念。

在这所学校,性教育课已经上到第3年。截至2017年,定期使用北京师范大学《珍爱生命》教材上性教育课的学校共14所,皆为打工子弟小学,由负责流动儿童性教育的公益组织“希希学园”安排授课。

开口说“阴茎”

两年前,小学生们第一次在课本上看到生殖器官的小幅图片。有人一脸茫然,有人蒙住眼睛大喊:“啊!我不敢看!”老师卢新晨开口讲课,居然有孩子盖上课本,捂耳朵拒绝听讲。

课本叫《珍爱生命——小学生健康教育读本》,由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编写,主编刘文利搞了近三十年儿童性教育。每学期一册新教材,出版了11册,“六年级下”仍在编写中。性教育课持续半学期,6堂课每堂40分钟,一般选在周五的固定时段,结束后是全校大扫除。

卢新晨是五年级班主任,也是性教育老师,这让他的性教育课沾了主课的光,“老师用严肃的方式讲,学生就会用自然的、学知识的态度去学。” 上课前,他自己先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。上册课本讲情感价值、人际关系,“跟上思想品德一样”,给下册备课,卢老师吓了一跳。

“爸爸妈妈相亲相爱,爸爸的阴茎放入妈妈的阴道,爸爸的精子进入妈妈的子宫。”“生命的孕育”一章里,一行醒目大字,竟然还有图解。他不仅要给不满十岁的学生讲性行为、生殖器官、月经遗精,还要面对学生关于性的十万个为什么。

“内容这么直白,难以启齿啊。”犹豫拖拉着不敢讲,半学期过去了,他一堂课都没上。“小时候上生物课,老师讲到生殖系统就跳过不讲,可是大家都想知道。将心比心,他们肯定也很想知道。”果然,学生开始催问他什么时候上性教育课。甚至连希希学园负责人韩雪梅也经历过“开不了口”阶段:“我们前三十多年人生,从来没有说过‘阴茎’、‘阴蒂’。突然要你开口说,还要带着那么多孩子一起说。”

怎么办?“多说几次就好了。”卢老师讲“阴茎”,学生的表情就像听到“长方形”。但当他开始解释“阴茎俗称小鸡鸡”,学生们开始笑,大规模地笑,“觉得老师竟然在课堂里说这样的词”。

《珍爱生命》主编刘文利坚持让孩子对生殖器官使用正确的称呼,而不用俗称指代。她认为对一个名称的避讳,会强化对这个事物本身的误读:“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,他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,如何得到有效保护?” 根据教学实验,她发现“孩子能自然、大方地说出生殖器官的科学名称,年龄越小越自然”。

于是,生殖器官模型从简到繁,被画进一三五年级的课本,越往高年级模型越详细逼真。孩子们反复温习,直到说“阴茎”能像说“膝盖”那么自然。韩雪梅发现,“当每个人都在说时,这个词就没什么了。”唯一障碍是“睾丸”的“睾”不认识,一年级教材为此将整册课本全注上拼音,“告诉他字怎么念,就没问题了。”

另一间教室,志愿者老师任睿正在手绘一个澡盆。她在给学生讲解月经期间的卫生常识,“为什么不能坐浴?”后排男生煞有介事地举手抢答:“不卫生!”这是她的第六堂性教育课。

一次上课,任睿讲性侵犯案例,一个女生喝了陌生人的饮料后昏迷,受到了侵犯。下课后,她收到学生的纸条,“你一个女老师讲这种事情,不觉得自己很色吗?”她认真告诉学生:“每个人对性都有不同的理解,你这样理解也很正常,但不代表这是正确的。我觉得性教育是一件正直体面的事。”

教了两年半,卢新晨对这套性教育教材的评价从“难以启齿的直白”换成了“尊重、平等、坦诚,把什么都明说,不躲躲藏藏”。

在打工子弟学校教了几堂性教育课,孩子们让韩雪梅瞠目结舌。

三年级女生问她“痛经能有多痛?月经非得一个月一次吗?”她们已经有了生理期。五年级学生问“为什么不能用气球代替避孕套?”她几乎答不上来。她怀疑起了自己做性教育的初衷。

2014年,韩雪梅从外企辞职,加入2007年成立的“新公民计划”,这是一家位于北京的公益组织,致力于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。工作不到一年,新闻曝出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老师诱奸12岁女生,以补习代数为由,3个月开房9次。涉事师生韩雪梅都认识,这刺激了她。她决定做点跟儿童性教育有关的事,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。

根据“女童保护基金”发布的数据,2016年媒体公开曝光的14岁以下性侵害儿童案例433起,与2015年相比同比增加27.35%,涉及778名受害者,年龄最小的只有两岁。

“以前看数据,只觉得是个数字,真有那么高吗?接触个案后,你才觉得:这真的是会发生的啊。”2001年,在广东顺德一个妇科门诊,韩雪梅见到一名焦虑的母亲带着念小学的女儿候诊,小学女生安静地捧着一本《优秀作文选》,等着做人工流产手术。直到现在,韩雪梅还记得这本作文书的封面,“我第一次意识到:小学生也可能怀孕,爱读书的学生也可能怀孕。”

“必须赶紧做性教育这件事,太急了。”2014年,韩雪梅做流动儿童的性教育项目,目的是让孩子免于性侵。

不久,她发现“性侵犯真的很复杂”,不是讲点生理卫生知识,告诉孩子遇到坏人勇敢说不就能解决的。一年级的孩子,站着只有课桌高,“你能教他们反抗吗?可能付出更大代价。”六年级不满十四岁的女生,谈个恋爱自愿性行为,甚至不知道会导致怀孕,而对象则算强奸。“你只告诉她不能,她能听吗?”

韩雪梅决定为孩子们找一本能“解答所有问题”的性教育教材,她第一次翻开了刘文利主编的性教育教材《珍爱生命》,“太全面 了”。

2008年,刘文利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儿童性教育课题组,开始编写一套给中国小学生的性教育教材。“我们做的性教育不是通常意义的‘性教育’,而是‘全面的性教育’(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),”课题组在公众号里解释道。这套教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使用,每学年两册,上册讲解性价值观,下册教授性生理知识。

“全面性教育”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》,通过把“准确的、真实的、不带任何评判色彩的信息”摊开在学生面前,让他们自己形成性价值观。除了生理知识,学生还要学习对自身性别的认同,对各种性倾向的包容,对性欲望的接纳,以及处理亲密关系。

教材插图中,常出现坐着轮椅的孩子,弹钢琴的男生,踢足球的女生,男幼儿园老师,女飞行员,以及手拉手的同性情侣、有孩子和没孩子的幸福家庭。

上性倾向一课,学生问卢新晨:“同性恋怎么生宝宝?”卢老师告诉他们,同性恋没有办法生宝宝,但是“做父母很快乐,不做父母同样快乐”。一名学生告诉志愿者老师,“爸爸妈妈说同性恋是‘有病’”,听完课,他指着课本告诉父母,“这是不对的”。

除了国际标准的性价值观,这套教材还花大量篇幅指导学生对付性侵害。书里配了大量情景插图,模拟可能出现的性侵犯场景。低年级学生要会保护隐私部位,分辨舒服和不舒服的身体接触。而高年级学生得知道儿童性侵害的法律,学会机智脱险;万一被侵害,要知道如何保留证据和求助。

课题组找了大兴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实验这套教材。课题组培训老师讲课,观察教学进程,进行学前学后的知识检测,甚至还大规模找学生家长沟通。一年教学实验结束,对教材进行一轮修改。

一册教材在三届同一年级实验三年,教材修改三遍,该学期的书方可出版。2010年至今,这套书共出了11册,取名叫《珍爱生命》,曾被北京18所打工子弟学校当作性教育课教材使用。

“这是真正专业的教材。以往只是性知识的传递,这套书真的能体现对人格成长、对性坦然开放的态度。非常国际主流。”性学家方刚评价这套书,“是我唯一推荐的国内小学性教育教材。”

2015年,韩雪梅与北师大性教育课题组合作,流动儿童性教育项目改名叫“希希学园”,名字来自《珍爱生命》教材设计的吉祥物“希希宝”。那年,希希学园在13所打工子弟学校安排了1344课时的性教育课,由147名受过培训的本校老师和9名志愿者授课,9405名流动儿童上到了课。

早期参与性教育实验的几所学校甚至自动将性教育列入课表,设为必修课。它们已经有了一批能够胜任性教育课的老师,不再需要公益组织提供课本和教师支援。

“小学一年级开始性教育是不是太早了?”“给三年级讲月经遗精是不是太早了?”“提前知道性知识会不会诱发性行为提前?”

韩雪梅常面临这样的质疑。长期跟孩子接触,韩雪梅感叹:“他们懂得太多了。”性学家方刚觉得“不算早,应该在更小的时候就普及”。而刘文利则用研究数据和《珍爱生命》教材回答,“全面性教育”就该从小开始。

1988年8月,还在北师大念生物系硕士的刘文利选择“青春期性教育”作为硕士论文课题。那一年,教委和计生委联合发出通知,性教育第一次被纳入中学教育大纲。第二年,刘文利在《生物学通报》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性教育的论文,介绍了美国苏联等外国性教育状况。

她的毕业论文由我国著名儿童卫生专家叶恭绍评审。叶恭绍告诉她,周恩来总理曾说:“一定要在男孩遗精前、女孩月经前,把这些知识告诉他们。”他鼓励刘文利把儿童性教育继续做下去。

接下来十几年,刘文利做了一系列国内外儿童性教育研究。

荷兰儿童4岁开始接受性教育,8岁了解生殖器官,11岁学习性取向和避孕措施。他们从小被教育性行为需要“双重保险”,使用安全套预防性传播疾病的同时,再服用避孕药防止怀孕。

没到青春期就学习避孕,荷兰青少年并没有因此变得“私生活混乱”。他们初次性行为时间甚至比欧美其他国家更晚,意外怀孕率全球最低,艾滋病感染率是美国的五分之一。

而在中国, 九成父母一年里不会跟孩子聊一句跟“性”有关的话题。 2007年,刘文利对中国北京、上海和西安841名青春期孩子的父母问卷调查,不到11%的家长教过儿子清洗阴茎;只有二成女生在生理期到来前,知道怎样处理初潮。

半数以上中国孩子曾问父母:“我从哪里来?”七成父母或者避而不谈,或者含糊其辞:“长大后就知道了。”而孩子一有恋爱苗头,父母们立刻如临大敌,警告他们“不许早恋”和“禁止婚前性行为”,但只有不到6%的父母跟孩子交流过性交和避孕知识。

  而孩子们的性成熟年龄却在提前。根据《2015年中国女性生理健康白皮书》,00后女性平均初潮年龄在12岁,比65后提前两岁。“三年级讲青春期完全不算早。难道非得让孩子被第一次月经遗精吓到后,才告诉他们这是什么?”韩雪梅说。

家长学校对“性”避而不谈,并不能阻止青少年主动探索。 女性首次性行为发生在16岁前的比例,00后占10.6%,远高于80后的2%和90后的4.5%;根据国家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2013年统计,我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,一半以上不到25岁。

“什么是卖淫?”小学生的问题常让韩雪梅张口结舌,五年级女生这样问她,他们从新闻里总看到这个词。低年级学生知道有种与性相关的传染病,“很恐怖、会死人”,他们管这叫“爱思病”。

卢新晨讲包皮环切手术,不到十岁的学生兴奋地说:“哦!我知道这个!” 电线杆上,“切包皮手术”、包治性病和无痛人流贴得到处都是,孩子对这早就好奇得不行。甚至有老师发现,五年级学生在看黄片黄书。

“他们太想知道这些事,如果把学校和家庭的性教育渠道都堵死,他们只能去上网。”韩雪梅曾试着在百度搜索“青春期”,除了科普外,还跳出一大堆色情信息,“肯定不愿意让孩子看到这些,你能做的就是,在他们搜索前告诉正确的知识。”

而现有的性教育课本甚至不能给孩子全面、正确的信息,这些书对自慰进行道德批判,还物化女性。江西高校出版社近年出版的《高中生科学性教育》中写道:“女孩因爱而献出身体,并不能增加男孩对她的爱,还会被‘征服’她的男孩认为‘下贱’。”而性行为不仅使女孩“掉价”,还会让她们“堕落”:“随便跟好几个男孩发生关系。”

“多数搞性教育的人把三手四手五手的知识讲给孩子,就以为自己对了。想当然把自己的伦理观、价值观、对性的理解强加在性教育上,是很大的问题。”性学家方刚说。他认为合格的性教育是全面告诉孩子知识,“让他们学习做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选择。而不是替他们决定什么是对、什么不该做。”

讲完生殖系统,韩雪梅给学生做了测试。问女生“首次月经后,发生无保护性行为,是否有怀孕的可能?”多数女生都回答可能怀孕。而问男生“首次遗精后,无保护性行为是否可能导致正常排卵的女性怀孕?”多数男生则回答不会,因为他们不敢相信自己还是小学生就有可能当父亲,觉得“很可怕”。

“学生们知道性行为是两个能负责的成人之间的事,就觉得这事跟自己没关系,不会轻易尝试了。”联合国一份报告综合全球87个性教育项目,得出结论:37%的性教育项目推迟了青少年初次性行为时间,没有一个性教育项目导致初次性行为时间提前。韩雪梅说:“要相信孩子,他知道不要做对自己有害的事。”

这所位于北京郊区的打工子弟小学,距离最近的地铁站有十公里。上学要经过两三个土堆,四五台水泥搅拌机,和一片工地,建筑工人来回穿梭,手推车会突然从天而降。而孩子们需要在其中穿梭着上学放学。

上课时,头顶传来飞机的低空轰鸣,村口喇叭一刻不歇大分贝广播,和小学生的朗读声齐头并进。小孩子在学校里裸露身体,大孩子躲校车后接吻。孩子们将在这里度过青春 期,因此,希希学园颇受老师家长的欢迎。“学校和家长愿意我们上性教育课”,掌握知识后,孩子知道怎么保护自己。家长不再头大“该怎么教孩子处理月经遗精”,知道性行为后果后,孩子们也不会因无知意外怀孕。

一次,任睿讲完性骚扰课,一名五年级女生找到她,问“老师你被性骚扰过吗?”“我不认为这是个小事,很可能她已经遭遇过了。”于是,任睿告诉她自己高中时在公交车上的不愉快经历,“你现在学过了,是不是知道该怎么处理性骚扰了?”女孩回答:“知道了。”

《珍爱生命》用插图演示了性侵犯的各种场景。受害者有男孩女孩,而在最早的版本里,施害者都是男性:路边的醉汉、泳池的坏人和表情怪异的表叔,威逼利诱,向孩子提出奇怪的要求。

教材改版时,那个要看看小军的阴茎“是不是也长大了”的表叔被换成了李阿姨。小军严词拒绝:“不行。我得回家了。”并想着“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”。课本提醒学生:性侵施害者有男有女,可以是任何人,要随时保持警惕。教材改版时,除了修正内容,还把所有插图都换成了彩图,器官图像清晰了不少。“大家总说我们教材图像粗糙,现在跟老版比好太多了。”韩雪梅说。

除了告诉孩子如何预防性侵犯,高年级课本还讲到了受到性侵犯后如何保留证据、及时报案,有生理期的女孩要服用紧急避孕药。甚至还提到,如果施害者是亲人,又该向谁求助。 在这一节最后,书上写道:“儿童受到性侵害,这不是儿童的错,也绝不应该由儿童承担责任。”

万一性侵发生了,孩子不会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倒霉的小孩,课本上的人也发生过这样的事,这对孩子来说很重要。”韩雪梅说。教材还用大量篇幅讲解自慰、性幻想和性梦,并着重说明“这是正常现象”,和道德无关。

2017年3月3日,一幅《珍爱生命》讲解防性侵情景的插图被断章取义,晒上了网。反面角色李阿姨正在提出非分要求,而机智拒绝的小军却被裁得不知所踪。配着家长评论:“这书这样编辑真的好吗?我都看不下去了。”随后,这张图被微博营销号转发,“李阿姨你怎么了?”网上戏谑一片。

最后,《珍爱生命》教材被校方收回。校方解释这套性教育教材由“图书漂流”流入二年级学生手中,“事先未与家长沟通,造成误会。”

听说教材被回收,韩雪梅吓了一跳,“有点害怕,以为所有教材都要被回收。”她爱人甚至建议跟这个学校联系,给老师做性教育培训,再把教材发还学生上课。“这套教材是需要配上老师讲解的,我们不会让学生自己阅读。”教材需要性教育老师讲述,希希学园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培训合格的性教育老师和志愿者。

希希学园刚成立,由北师大课题组做顾问,为想开性教育课的学校提供课本、培训老师,为师资不够的学校提供志愿者。韩雪梅做了一个性教育分享会,邀请十四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。

北师大课题组的性教育实验就选在打工子弟学校。流动人口未婚先孕和感染性传播疾病的比例一直高于非流动人口,急需性教 育。

老师上台讲课前,需要在北师大接受为期两天的培训和试讲。任何人都可以发邮件报名成为性教育老师,然而招募的三四十个志愿者最终录取十几人,韩雪梅常婉转建议试讲没过关的志愿老师“先多旁听一下课”。开课后,希希学园工作人员抽查听课。期末,北师大出一份试题,抽两所学校的学生进行教学效果评 估。

数据证明,这些性教育课是有效的。2015年,北师大性教育课题组发表论文,在满分41分的性教育测试中,三年级学生上课前得分为25.9分,上课后分数提高了5分。

三年级测试,赞同父母“离婚后可以寻找新伴侣、开始新生活”的孩子比上课前增加24%,他们开始意识到父母离婚并不是自己的错,而每个人都有权利重新追求幸福。五年级关于性侵犯的测试,意识到受侵犯后,不能“清洗身体和衣物”,而要保留证据的孩子增长了56%。韩雪梅曾经问过学生,一个四十岁的单身女性被父母逼婚,父母这么做对吗?她发现,孩子其实“更倾向自由决定人生”。

对于性教育的未来,性学家方刚“比较乐观”。2015年,方刚编写的《中学生性教育教案库》因传达“尊重同性恋”等现代性价值观,遭到山东部分家长强烈抵制,认为该教材“毒害、摧毁下一代”。而两年后,在网上戏谑“李阿姨”、学校收回《珍爱生命》教材后,多数网友表达了对性教育的支持,“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”。

上了三年性教育课,这所学校的老师们都默认这是一件好事。三年前,班主任们都去北师大参加刘文利的性教育培训,回来教了一学期思想品德式的上册,却被下册吓住了。

三年后的每个周五,希希学园一茬茬志愿者在学校来来去去。当年参加培训的班主任里,只有卢新晨把课从三年级讲到了五年级,“其他老师也觉得性教育好,但他们还是不好意思讲”。但教室的墙上已经贴上了孩子们的画,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着“自慰是正常行为,爱情是美好的情感”,还有他们画的子宫,看上去像一朵花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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